许多人在查看1955年授予元帅头衔的名单时，都会感到疑惑，刘伯承排名第四，贺龙排第五。然而，在建国后的初期，贺龙的职责更为广泛，参与もっと多的国家事务，这让不少人觉得贺龙的重用程度更高。这种感觉并非无根据，但不能简单地通过排名来判断个人在组织中的重用情况，必须分开看待授衔和后期岗位的安排。

授衔顺序反映了他们在大革命、土地革命、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等数十年里所作出的军事贡献。刘伯承早期参与南昌起义，后赴苏联学习军事，长征时担任红军总参谋长，抗日战争期间指挥129师在华北开辟根据地，在解放战争期间作为第二野战军司令员，指挥关键战役，因而在授衔中排名靠前。相较之下，贺龙的主要经历是南昌起义的总指挥，并创建了湘鄂西根据地。在解放战争阶段，贺龙将主力部队交给彭德怀指挥，自己负责后勤，不再参与大规模指挥，因此在这一阶段的战绩相比之下显得逊色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刘伯承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，贺龙则为西南军区司令员。不久后，刘伯承被中央调回北京，负责军事学院的筹建。此时军队刚经历战争，急需专业化训练，中央希望他能够借助其军事理论知识，培养高级指挥员。而贺龙则留下负责剿匪和部队整编，推动地方稳定，待局势稳定后，他调入中央，担任国务院副总理，并兼任国家体育委员会主任，后又成为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。这些职位涉及更广泛的领域，贺龙在公开场合露面的频率更高，因此公众普遍认为他受到更多重用。 谈球吧官网

实际职务分配是依照个人特长而定，并非简单的高低之分。刘伯承擅长军事教育，负责搭建解放军的现代军事教育体系。而贺龙有组建武装和协调能力，适合承担国家建设的新任务，如国防工业和体育，涉及更广泛的领域。

1956年，贺龙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，这也成为对比的一个焦点。刘伯承同样在这一期间被选为政治局委员，但由于其主要精力放在教育事业，公开活动较少。而贺龙则在政府和军工一线频繁露面，增加了公众的认知。

两位元帅对革命的贡献并无高低之分，刘伯承为军队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，而贺龙则解决了国家建设中的实际问题。授衔的顺序主要是对过去战争期间功绩的回顾，而后期岗位的安排则是基于新中国建设的需求。排名的高低不能简单映射到平时的职务重用上。 谈球吧官网

至今，网络上仍存在争议。一些人认为排名靠前即意味着更高的地位，而看到贺龙后期职务多，就推测中央更为青睐他。还有观点认为职务分工只是因人而异，毫无轻重之分。评价将领的任用时，不应仅考虑头衔和出场频率，更要在时代需求的背景下进行全面分析，这也是对开国历史不同理解的根源。